第一个疑惑：张岱年先生在青年时代受其兄张申府
第二个疑惑：张岱年不仅是大师，而且是泰斗级的名师（在第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哲学史大会上，他被推举为中国哲学史学会第一任会长，连任三届，后任名誉会长），二十多岁就写出经典性的著作《中国哲学大纲》，稿子交给一个出版社，正要出版，日本入侵中国，天下大乱，稿子丢失。解放后，稿子在遥远的南方广州被发现。正在整理准备出版时，又遇到问题，说他成了右派，不能用他的名字出版。后来改用“宇同”笔名出版。他告诉我“宇同”是宇宙大同的意思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日本出版了这本书，书名改为《中国哲学问题史》。到了他认为是最好的时期，才用他的真名出版这本中国哲学史方面的代表作（他另有哲学方面的代表作），与成稿交稿的时间相隔半个世纪。大师就应该有那么多磨难吗？名著就那么难产吗？
第三个疑惑：上个世纪90年代，台湾一些新儒家的思想引进大陆，有些人也将张岱年列入新儒家。1991年9月27日，在国子监纪念孔子的会议，有张岱年、赵光贤、钟肇鹏、石峻诸位先生等二十多人参加。当时，我和张岱年先生都站着。我问张先生：“学术界有人想将您也列入当代新儒家。您有什么看法？”张先生大声说：“我不是新儒家！”又指着我说：“你也不是新儒家！”我说：“我们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研究儒家思想，并不是新儒家。也像宗教研究者不是宗教信徒那样。”张先生同意我的意见，说了一声“是”。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少次到张先生家请教学术问题。有一次，我们讲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时，他说到“自强不息”和“厚德载物”，也讲到独立人格，引孔子的话说“三军可夺帅也，匹夫不可夺志也”（《论语・子罕篇》）。这些话，张岱年先生经常提到，可以说就是他的座右铭。我的疑惑是：张岱年先生不认为自己是新儒家，却以儒家的话作为座右铭。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儒学，可以称“马克思主义新儒学”。这是宋志明教授不久以前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到的，我觉得挺合适的。那么，这些学者是否可以称为“马克思主义新儒家”？
作者单位：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，教授
（本文编辑 王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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